四
一九七九年，我的工作接连变动了两次。五月，我从涟邵矿务局的《矿工报》社，调到《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当记者，十月，从《工人日报》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家一直安在涟邵矿务局，没有迁到省城来。
我到《工人日报》做记者不久，下工矿采访途中回到涟邵矿务局的家中。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矿的工人、干部在坪地里歇凉，扯着乱弹。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一个煤矿里，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寻访她。但是，迫于去完成别的采访任务，我匆匆离开了矿务局。几个月后，我又回矿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很是负责，待人热情和睦。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送交公婆。
秘书随便说的几句话，却象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都热辣辣起来。我踱步到楼房的走廊栏杆前，举头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旋转，随着矿车在奔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生产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难免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采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们贡献着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呵！
一种对矿工的敬慕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想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这时候，一些我平日里认为很平常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交了，就象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这，对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呵！她丈夫是湘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劝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湘西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份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头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挑着油条油饼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我更熟悉这样一位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会议上从不敢发言，就是说一句话，脸都会涨得通红。正当她和一个工人热恋的时候，一场火灾，把男朋友的铺盖烧了个精光。一位领导同志开玩笑说：“结婚吧！结了婚，两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就这样，他们结了婚。婚后不久，男方的母亲生病住院，接着亡故。家里原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材，二没一分钱的积蓄。这时，她把自己婚前积下来的一百二十八元钱的存款折子交给爱人，又和她叔父联系，借了叔父家的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后，她又把爱人十一岁的弟弟接到矿上读书。此时，她参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却连一块普通的手表也没有……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于是，我怀着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我没有给他们戴“光圈”，也没有给他们穿“高跟鞋”，老老实实地按照生活中的样子写他们。作品中的他们，依然是那么普普通通的。然而，在他们的普通言行里，却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凡的光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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