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我人生的山道上，又拐了一个弯。一九六八年夏天，我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部队，复员回到了我参军前工作的湖南省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

回到矿山时，正值矿里两派武斗。偌大一个招待所，竟不能安下我这五尺之躯。招待所那位热心的老陈师傅，为我找来一床席子，在小会议室里，用两条长凳拼到一起，为我搭了一个简易铺，把我安顿了。

山区的仲夏，蚊子十分嚣张。夜里，我躺在那张“床”上，一边用手不停地拍打着向我袭击的可恶的蚊子，一边回想起自己参军时矿党委书记、矿长为自己挂红花的情景。两相对照，不禁心寒。

第二天，总算找到了矿劳资科的一位干部。我从自己带回来的众多的毛主席像章中挑了一枚最好的，奉送给他，他满意地收下了。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问我：“你想搞什么工作？”

“矿上需要搞摄影的吗？我在师政治部宣传科搞新闻报导时，学会了拍照片。”

他摇摇头。

“那么，矿理发店需要理发员吗？我一九六五年下农村去搞四清运动时，为了便于联系群众，我学会了理发。”

他还是摇摇头。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反复地看了看我，说：“这样吧，行政科需要一个收电费的，你去吧。”

“收电费？”

“嗯。现在，全乱套了。农民用矿里的电，不交费。换了好几个收电费的人了，都收不上来。我看你长得很有杀气，又是个复员军人，干这门挺合适。”

我连连摇头，说：“不行，我干不了。听说土硃矿井已经实行了大联合，能不能分我到那里去？”

这位劳资干部很开通，没有强行分配我去收电费，却根据我的要求与土硃通电话联系了。土硃工区说，他们需要一个烧电焊的，看我乐不乐意干。

我连连说：“好！好！”

我来到了离矿部八里地远的土硃工区，握起了焊枪。我的师傅，是一位个子纤细、长相秀美，比我小四岁的姑娘。我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和她周围的许多师傅们，给我留下了良深的印象。后来，他们身上的血液，流进了我作品中人物的体内。

犯过“文学病”的人，容易旧病复发。我曾经痛下决心，与文学绝缘，“洗手不干”。离开部队时，我把平时一本一本买下的六十公斤书籍，付之一炬，全部烧了。准备回矿以后，好好学一门技术，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矿里安排我做电焊工，我对自己的“钢铁裁缝”工作，感到满自豪。然而，下班后，空虚的业余生活，又常常使我感到惆怅。夜间，伏在桌上，手心痒痒的，总是要在纸上划一划，写一写。

一九六九年四月，涟邵矿务局创办了《涟邵矿工报》，要调我去做矿报记者。我背叛了自己当一个“老老实实工人”的决心，竟然上任去了。从此，我奔走在百里矿区的弯弯山道，穿行在几十对矿井的井上井下，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矿工朋友……

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鼓动着我。我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九七二年，搁笔六年之后，我又开始写了。

这时候，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四人帮”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每写一篇作品，不是认真地从生活中去提练，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从政治概念出发去进行编造。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的湖南的《工农兵文艺》（现为《文艺生活》）上，发表了我重新拿笔后的第一个作品《胸怀》，写的是一位兵工厂的电焊工，在焊接援外产品时，如何精益求精的故事，说他怎么怎么胸怀全球，想到天下受苦人。接着，我写了《目标》，这个作品发表后，当时颇有一点影响，被一家大学选为补充教材。这作品是说一位复员军人从部队回到矿山，从干部变为工人，岗位变了又变，心中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始终没变。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的《出师》，则是说一位老师傅在徒弟出师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徒弟的技术有没有出师，而是徒弟有没有具备工人阶级的思想……无疑，我的这些主观意图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这些故事，这些人物，不是受生活启迪，从生活里中来，而是“主题先行”，“三突出”，概念化，因而没有生命。一九七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我选编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翻阅自己的剪贴本。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三十多篇作品，基本上不能入选……

严峻的现实惩罚了我。我悚然了！我开始认真地思索：前面的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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