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树的鹅黄色的花盛开后又败落，嵌在蓝色地砖的缝隙里，而香樟树依然含青吐翠，仿佛不曾贪恋花朵的鲜丽灼目，”红冶读着手中的散文诗，问道，“这句话写的怎么样？”
“很浪漫。”我给出一个陈述句。
“什么浪漫，香樟树的花怎么可能艳丽灼目，写这句话的人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没动脑筋堆砌辞藻。”红冶反对道。
看来我还是不懂她，也不懂那位在香樟树下低头行走的作者。
“曾经有个农村妇女写过‘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猝读的书’，然后被文人指责是廉价的花招，他们倒是有审美有修养，不屑于一般人对文字的运用，好像阶级上弱势的群众，思想文化也是蒙上尘埃蒙昧无知的，写两笔抒情的话也不够格，连看眼香樟树也是不入流的。”以赛门作家说道。
几个月前，他的书拿到畅销书排行榜桂冠，接着，他又开始画画，厚重的颜色涂抹，和毫无章法的线条轮廓，让他被动地成为艺术领域的后起之秀尽管他自己将这些画解释成油漆厂的垃圾，但是这不妨碍他的作品成为拍卖市场上的宠儿，也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想要逃避艺术，却又钟爱艺术的矛盾，让他看上去貌似很深刻，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那双忧郁的眼神太过迷人，让他成为了媒体聚焦的话题人物。这没什么不好，至少他分得了一大块蛋糕，还实现了阶级跃升。
哦对了，他叫海默，在后面的故事里还会时不时地出现。
红冶：“你真应该和柯临好好聊聊，如果你们能一块儿上节目，那一定很精彩。”
海默：“不用了，他已经足够精彩了。你的那位同学很幸运，认识到了自己是位天才，好在他是龙泉人，如果生在以赛门，那只有感叹生不逢时的份。而我不是什么天资超凡的人，我只是在宣泄自己无处安放的表达欲。”
“将表达欲化为创作艺术品的灵感，也是很了不起的。”我说。
海默：“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何况我开始越来越反感艺术了，不管是有关它的定义，还是鉴赏家的评价，真是可笑，我又不是为了他们创作，他们没有我的经历，没有我的感情，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
大概是单纯的情感诉求，在遇到了单纯的情感共鸣后，被媒体的浮夸评价扰乱初心，于是，水不是单纯的水，山也不是单纯的山，香樟树的落花变得别有深意，值得被读者老爷们说道说道了。
于是那些碰巧赚到了钱的作家被束缚了，没有了一开始酣畅淋漓的创作感，他们总是被读者和网评虎视眈眈地围困着。他们想写好作品，但是好作品的定义已经乱了套，于是写出了垃圾，又被垃圾评论掩埋，最后江郎才尽。
海默先生，这位极力摆脱“艺术家”头衔的艺术家，在成为艺术品市场的宠儿后，依旧摆出一副忌惮主流圈子的做派。按他的原话，这叫仰望夜空的月亮，不理睬脚底的六便士。
“为了服务市场洪流而去改变创作态度实在是憋屈，那些生搬硬造的句子实在是别扭，就像不允许人弯折膝盖走路一样。我只想写以赛门的故事，也只会写以赛门的故事，我就是个下里巴人，并且不接受龙泉评委会的指导，他们不懂我。而我也不想在喧嚣中逐渐迷失。”他这样在采访中解释。
一个从小不受重视的人，早就学会了躲在大人的腿后察言观色。曾经有个漫画家说他小时候有学习障碍，所以最不受老师重视，也因此看到大人最真实的一面，比如老师会当着同学的面气急败坏地辱骂他笨，但在他父亲面前却露出一副仁师的和蔼模样，因而他很小就观察到人的两面性，他们都不是好人或者坏人，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孔雀就不一样了，他们急于表现自己，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吹捧和夸耀自己，不熟悉他的人被他的夸夸其谈唬住，熟了便知道他也没几斤几两，可是他又是那样不识趣，一来便掐着嗓门娇滴滴地说起话来，周围人也得捧场，走了之后却在背地里抱怨他的聒噪，也怪可怜。
但人家也用不着别人去可怜，自得其乐便好，就怕是人人都有说不出的心里话，毕竟总想将狼狈藏于人后，未免也显得可悲了。
“艺术家无非就是秩序里的流浪者。我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看见小猫咪就能开心，看到阳光就能幸福，却因为写了两句矫情的话而被认为深沉，怪可笑的。”
这位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在当红之际突然宣布离开龙泉。他捐掉了所有的积蓄，回到原来生活的小镇，继续过吃百家饭，游手好闲的浪子生活，寻找心中的月亮去了。
月亮，总是远在千尺高空的，而人又不得不埋首寻觅六便士，若能在水洼里看见月的倒影，当然不胜美哉。
人们既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自由自在，又受不了没WiFi，如果能够心远地自偏，在现实的琐碎与繁杂中找到诗意与寂静，也是一种幸运（也可能是另一种不得不吧，总得找到一些超脱功利目的以外追求，总得找到一点点的精神寄托，然后活着）。
另外，海默还带走了一个人，那就是红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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