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柯临问我。
“惨无人道，道德沦丧，丧尽天良，良心被狗吃了。”
“你真这么想？”
“不是我这么想，是人人都这么想。”我说。
“那你说他该判几年？”他歪着脑袋问。
“哎呦，哪能我说了算呀。”
“假设你说了算。”
“没这个可能。”
“假设。”他步步逼近。
“无罪……”
他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嘴角意味不明地撇了一下，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红冶女士将枪击事件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后，马上撰写文稿赶在警方发布声明之前公之于众，文章里写到龙泉的警方枪杀了一名以赛门移民，而事实却比这更为麻烦。
当时警方在追击的嫌疑人是“幸福甜甜糖”交易的同伙，由于飞行器内灯光昏暗，警方误判嫌疑人的姿势是要取□□，于是让狙击手击毙他。
问题是，嫌疑人身上并没有带枪。
更大的问题是，这个嫌疑人是个以赛门人。
最大的问题是，红冶女士把录像全过程发布到网上了，并且清晰地拍下了警察的长相。
于是，麻烦来了。像往常的一切热点新闻一样，总是需要一个人来背锅。可怜的狙击手被告上了法庭，而在开庭之前，社会舆论已经给他判了死刑。
“贩卖‘甜甜糖’当然是违法的，但是罪不至死，”红冶女士在V先生的课堂上发表观点，“仅仅是一个弯腰的姿势就断定他在找枪，未免太草率了。”
“但这都不是狙击手的错误，是给予狙击手指令的人的失职，”V先生坐在同学们中间，我们围坐成半圆形，“现在之所以狙击手成了众矢之的，是因为他朝嫌疑犯开了五枪，有人猜测他是因为知道嫌疑犯是以赛门人，所以才会无所顾忌地开那么多枪，当然狙击手不承认他歧视以赛门，他的回复是他在执行命令。”
“他当然不可能承认，也不愿意承认，如果承认的话不就罪加一等了么，”柯临说道，“但就算他有不能歧视以赛门，潜意识里也可能存有偏见，有人查到他的‘标签地图’上从来没出现过有关‘支持以赛门’的标签，说明他和以赛门人关系不怎么亲近。”
“所以柯同学也觉得他的行为是犯罪喽？”V先生问。
“不，我不认为这能用对或错来简单定义，”柯临回答，“我们暂且假设他对以赛门确实存在歧视，但是以赛门的犯罪率也的确比较高，因此他潜意识里不信任以赛门也是解释的通的；其次，他当时的任务是置嫌疑人于死地，因此补枪可能只是下意识地……”
“下意识地行为吗？”一个来自以赛门的学生打断他，“以赛门的犯罪率高就是因为联盟内阶级固化，导致歧视越来越严重，让以赛门青年无法享有和龙泉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条件，只能在平民窟里长大，自然会受到犯罪分子的影响。而且那位被枪杀的嫌疑人，原来是一名公司职员，但仅仅是因为公司不能接受他对以赛门教虔诚的信仰因此把他解雇，无奈之下他才铤而走险当了‘幸福甜甜糖’药贩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歧视！”
“所以你认为当今社会舆论将一切指责都指向狙击手是正义的行为吗？”V先生问道。
“对，因为必须有人承受代价。”
“哪怕是一个被动接受命令的人？”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坚定地说。
“民众……”V眯起眼睛，“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是民众错了呢？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场集体犯罪呢？”
同学们静静看着他。
“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因为人多即正义，”他解释道，“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乌合之众》里写到‘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天然合理，他们无论做任何事都是合乎天理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决定了一切。数量赋予给他们一种正义的错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为一种悲怆的情绪所笼罩’。”
V先生继续讲道：“网络上都在谩骂狙击手，甚至有人把他的形象妖魔化，说他是宗教里的恶魔，必须判火刑，这在任何理性的人看来都是荒谬的，但是现在这种言论却甚嚣尘上。我时常疑惑为什么群众在每次遇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不是去寻找真相，而是只凭猜测去判定一个人的品格，后来发现，因为群体犯罪手段简单，可能只是几句评论。群体承担错误的成本极低，不用道歉，甚至不会有愧疚。”
最后他总结道：“今天的这堂课不是想让大家进一步去批判群体的种种不是，而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乌合之众’中的一份子，以及在认识到自己也属于群体的部分后该如何保持理性，最重要的是，当周围人都被群体中所蔓延的情绪感染后，我们该如何利用理性思维来解决问题，是参与到群体犯罪中，还是敢于站出来指出群体的错误，这都是我们该思考的。”
“还是数独游戏省事，每个空格只有一种可能，完全通过推理就可以得到标准答案，”我心想，“要么错，要么对。”
尽管V先生劝导同学们理性看这件事，狙击手是杀人犯还是成了一件盖棺定论的事，尤其是开庭后被法官宣判无罪，这让以赛门人和支持以赛门的龙泉人更加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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