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关系能力越强，社会资本越广泛，获取资源和竞争能力越强。非营利组织通过关系能力获取资源时，权力、义务、责任的制衡是以契约和信任为基础的。由于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必须事先对各方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的契约可以使合作的责、权、利得到明确的界定，协调合作误会、冲突或争执，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减少自利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了组织间的合作意愿和效率。对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特殊的产权属性和组织属性，契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完全履约，而更多依靠的是非正式契约形成的合作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契约）不需要法院根据看见的条款来执行，而是代之以合作和威胁，交流与策略这样一种特殊的平衡机制，关系契约中包含很强人格化因数，双方在长期合作出现的问题和冲突可以通过合作和其他补偿性技术来处理。随合作方的交往强度和频率的增加，会促使合作方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会提高组织绩效，特别在重视关系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可以提高财务绩效，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主要体现在运营状况、组织公信力、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有效的关系治理手段，可以产生关系治理剩余效应。向社会公众传递公开透明、客观公允的信息，加强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重点。但是，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与实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会随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对非营利组织监督更加严格，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营利组织治理成本。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以促使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充分、可靠、及时、公允，从而提高组织公信力、组织绩效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增强组织的关系能力，获取更多地资源，进一步创造价值，改善组织财务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组织关系能力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信息披露机制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
假设3：信息披露机制能够调节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且存在U型关系。
9.4.2研究设计
（1）研究框架
（2）变量测度
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各因素的测量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和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调整。除控制变量组织规模、组织年限外，其他变量的测量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在确定正式问卷之前，对5家非营利组织进行了调研，以评估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并根据初测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订。
关系能力的量表包括知识共享、关系专用资产、资源互补、交易成本四个维度共12个题项。信息披露的量表参照Fombrun（2000）等学者的做法，包括3个题项：①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及时、可靠；②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内涵更丰富；③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更公允、真实。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量表根据程昔武（2008）、张彪（2010）学者的研究，将财务绩效分为三个维度：反映运营状况的指标、组织公信力的指标、组织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其中，反映运营状况的指标由公益事业支出增长率、收入支出比率、行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构成；反映组织公信力的指标由政府项目资助增长率、募款增长率和捐款人数增长率构成，反映组织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由经费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构成（1）公益事业支出增长率=（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100%；（2）收入支出比率=本年度收入总额/本年度支出总额×100%；（3）行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本年度行政支出总额/本年度支出总额×100%；（4）政府项目资助增长率=（期末资助额－期初资助额）/期初资助额×100%；（5）募款增长率=（期末募款额－期初募款额）/期初募款额×100%；（6）经费增长率=（捐赠收入+会费收入+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100%；（7）捐款人数增长率=（期末捐款人数－期初捐款人数）/期初捐款人数×100%；（8）总资产增长率=（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初净资产×100%；（9）净资产增长率=（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初净资产×100%。
（3）样本和数据收集
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从浙江、江苏、上海、广东、陕西、山东、辽宁、宁夏八个省份展开调查研究。调查问卷通过邮寄、电子邮件和上门访问三种形式，共发放375份问卷，回收212份。本研究将问卷填满率低于95%的、问卷选项结果有75%以上相同的界定为无效，剔除这些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3份，有效率为48.8%（18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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