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从全国调集20万人马，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以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第八路军为主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来势相当凶猛，兵力比上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多，并且何应钦接受第一次“孤军突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新战法，兵力由赣江向东延伸，直至福建的建宁，并在富田、东韶、广昌一线大筑工事，诱惑红军脱离根据地前去攻坚，然后“分兵合击”，以置红军于死地。
毛泽东洞穿何应钦的“诡计”，并且有了红军的破敌之计。
（1）
当总前委和总司令部转移到青塘后，毛泽东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敌情万分紧急，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然而，其紧张不仅仅是源自于敌人，而是红军领导层就如何击败强敌分歧很大，发生激烈的争论。因此会议常常开到深夜，还不休会。
警卫班的战士们十分奇怪：为什么会议争论得如此激烈？慢慢，明白个中原因。原来，有人提出，敌人来势凶猛，红军主力应分散转移到根据地外围去打游击，即所谓“分兵退敌”。毛泽东不同意分兵，主张继续采取老办法——避敌主力，然后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其虚弱——双方因为分歧发生争论。
战士们都听过毛泽东讲的战术课，对毛泽东的这个战法深信不疑。吴光荣说：“道理很简单！可为什么偏偏有人另有想法，要带主力去中何应钦的计呢？”他想不明白，其他战士也不明白。
正在大家又担心又着急时，一日，贺庆元高兴地告诉大家说：“毛委员还是说服了其他人。”
“他是如何说服的？”陈昌奉好奇地问。
“井越掏，水越清；事越摆，理越明嘛！”贺庆元说。
“别卖关子了，快说怎么说服的嘛！”吴吉清也催促。
“毛委员和他们争辩，分析局势。敌人虽来势汹汹，但仍有弱点。”贺庆元说，“毛委员分析说除蔡廷锴、孙连仲、朱绍良各部较强外，其余各部均较弱，比如王金钰第五路军刚从北方新到江西，内心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若我们红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先打王金钰，由此向东横扫，就能够各个击破敌人。这个战略方针虽然是我们上次反‘围剿’的老办法，开始有人不懂。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嘿，经过多次争辩，道理就清楚了，不理解的人也明白了，于是就支持毛委员了。”
“好啊，好道理就能服人啊。”陈昌奉故作高深地感叹，然后摇头晃脑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理。”
贺庆元接着他的话说：“所以你平时要多学习文化，像毛委员一样博古通今，到时候你就啥道理都明白了。”
众人笑起来了。
总前委和总司令部的作战方针一经决定，根据地的军民马上就被动员起来，开始行动。
（2）
4月27日，警卫连随毛泽东由青塘出发，到达泰和县东固的黄沙坳村，一下子悄悄钻到了敌王金钰部的眼皮子底下了。
来到黄沙坳村后，毛泽东居然按兵不动了。警卫连待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边上政治课、军事课，擦枪、练武，边帮老表们打柴、种地，有空还上山挖竹笋，采野菜，用陈昌奉的话说是“自食其力，解决吃菜难题”。但战士们干着活儿，心里却提心吊胆，生怕敌兵突然杀来，威胁毛泽东和总司令部的安全，天天盼着毛泽东发布出击命令。可命令迟迟不见下达，不少人心急如火燎。
警通排有几个急性子，一有机会就寻思着去向毛泽东打听啥时出发去打王金钰，但一进门，见他正在看文件、研究敌情，忙得不亦乐乎，又不忍心打扰，只好悄悄退了出来。
其实，最耐不住的人，要算急性子陈昌奉。好几次，他准备开口问毛泽东，好几次又缩回了舌头。最后急得不行了，只好跑去问连长贺庆元：“啥时毛委员下令我们去消灭白狗子？”
躲在敌人重兵的鼻子底下，贺庆元也是暗暗着急，但嘴巴上回答陈昌奉说：“不要着急，只要毛委员发出命令，我们就定能把白狗子打得落花流水，叫王金钰到蒋该死那里报丧去！”
他说着这话，骂蒋介石“蒋该死”，多少带点怨气。年幼的陈昌奉并没听出，不过听了他这话，放心了一些。谁知他突然又想起另一生气的事，怒气冲冲地说：“连长，我们不久前俘虏过来的报务员，总在毛委员的房里进进出出，你不嫌他们打扰毛委员，烦人啊！”
“嘿嘿！”贺庆元没回答他，只是笑了笑，就走了。
陈昌奉被“凉菜”了，站在那里，“咋啦？”自问着自己，半天没回过神儿来：连长，咋也站在俘虏兵一边啊？！
在黄沙坳村，毛泽东带警卫连住了20多天。陈昌奉和战士们等啊，急啊，嘴巴皮都上火，干裂起来了。直到5月15日，总司令部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了。陈昌奉发现侦察兵、外围的赤卫队和苏区老表接二连三地跑过来，给毛泽东送信，这个报告说白匪从什么地方出动了，那个说白匪现在到哪里了。警卫连的战士们也自动地进入了临战时期的警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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