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您出呢？例报是他直管的，您只是签个字而已。都怪我不小心……真是的，迁怒于人，算什么嘛。”
下面都看出了刘新军的不对劲，当然不可能瞒过段辉……
可能是因为天热，吕绮不停地出汗，从下午上班，一个小时时间里已经换了两脸盆水。她是没资格装空调的，又不喜欢吹电扇，自诩喜热畏凉的吕绮今天却燥热的很，从下午上班到现在，什么事都没做，一直在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可以不考虑顶头上司的问题。刘新军有没有麻烦跟她真没有什么关系。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但根本谈不上是朋友。吕绮所烦躁的，从陶唐给的任务开始，越想就越心烦。这件任务其实很简单，不就是请假陪一陪方可吗？但临到关头，吕绮觉得这件事还真有些麻烦。
第一是请假问题。如果刘新军在，她跟刘新军打个招呼走个一半天不是什么问题。她因私请假很少，刘新军从来没有刁难过她。但现在刘新军和段辉双双跟陶唐去了安州，吕绮就得向骆冲请假了。以什么理由请假难住了吕绮。编个瞎话比如说婆母生病之类的很容易，但如果陪方可在外面玩遇到熟人就麻烦了，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复杂。会不会遇见熟人？吕绮不存侥幸心理。红星曾有个故事，一个中干与女下属搞出了私情，跑到燕京约会还出了岔子。女人的丈夫在北阳工作，中干去燕京出差，女人便找了个理由——探视在外地的婆母请了假也去了燕京。俩人坐了火车去燕京私会。本来以为海阔天空，可以尽情放松一次。谁知他们手挽手在世纪坛闲逛，竟然就能碰上红星的人。这个并不浪漫的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妙，中干的老婆听到了闲话，闹腾起来，公司无奈免掉了中干，他那个情人迫于压力也调走了。以后就留下个典故，中干出差到总部便会接到戏谑的提醒，千万不要去世纪坛。
当然吕绮陪方可的性质跟那件事不搭界，但吕绮还是否定了编瞎话的理由。说实话吧？怎么跟骆冲讲？方可为什么不找陶唐的亲属？自己和方可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其他领导，比如一向宽厚的江总，这个顾虑是没有的，但请假的对象偏偏是曾觊觎过自己的骆冲！而且又在这个时候，因为杨开河而导致刘新军反常，骆冲坐得住才有鬼！自己不能给陶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吧？
当时怎么就没仔细想一想呢？显然陶唐没有深思过其间的厉害，这不能怪他，至少陶唐不晓得自己和骆冲的别扭。之所以托付自己而不去找陶美玲，大概也有难言之瘾。活在世上谁都不易啊。
第二就是现状了。刘新军出差了，她是刘新军的“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她请假办私事合适吗？会不会给陶唐帮倒忙？
于是，吕绮又想到了与陶唐的关系。现在她承认，她和陶唐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不是地位和收入的差距，而是克制力的差距。她承认，如果陶唐向她“伸出手”，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这个结论早就做出了，从开始的痛苦到现在的冷静，转变之间充满了对陶唐的感激。她承认陶唐是对的，比她成熟，比她考虑全面，难怪人家有如此成就。
虽然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梦终将是一个梦，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这个结论吕绮早就得出了。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同事后，吕绮相信陶唐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不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荐吕纬担任陆书记的秘书。所以吕绮数次警告弟弟，干不好损失的不止是你自己的前程。
在“认清”陶唐的“面目”后，她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一个问题，陶唐出任红星的一把手给自己会带来什么？或者说，陶唐与宋悦对于她有什么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陶唐到来后，她不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也不用再去顾忌别人的脸色，在她不用更加努力的情况下，最差的结果也就是原地踏步而已。事实上，陶唐已经在考虑她的“进步”了，她相信陶唐提出的肢解发规部成立经济运行部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机构调整成为事实，经济运行部一旦成立，一把手不会是别人。她曾设想过的人生目标（有生之年当上副总师）将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在红星，主要业务部门的一把手升任副总师的概率相当高，某种意义上比当行政正职要容易。
如果把红星视为一个社会（她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两万多职工是生活在一座塔里，这座塔分好多层，每一层的待遇都不大相同，因为存在待遇上巨大的差距，生活在这座塔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进入到上一层。但出身的不同把大部分人晋级的希望直接抹杀了，比如工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们就不再有可能当上中干了，即使是科级也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当技能带头人了。能够当上中干的只能是干部了，而且受制于文凭和岗位，没有过硬的文凭，没有“显赫”的岗位，以正常渠道升入中层的概率很小，除非你有过硬的后台，就像贾建新，如果没有李珞这个舅父，以一个工龄不到十年的大专生是进不了副处级的。这种情况很像昔日的科举，以明清为例，当正印官的一般都是进士出身，当然这个比喻有些不当，但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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