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夏。
二叔走后，她像没了亲人，觉得何二府是个伤心地，便搬到一个小四合院里住。
是个小小的一进四合院，屋顶可乘凉。
北平的这一片四合院屋顶连着屋顶，尤其在夏日一眼望出去，就是灰瓦连着灰瓦，浓绿接着浓绿，往远了去看，是城墙城门搂。
她常在屋顶的藤椅上坐着，看远处连绵不绝的灰瓦和绿。
今日邓元初早她一步到四合院，在屋顶喝了半盏茶。
她看到他将手里的《京报》叠起来，不禁一笑。
在29年，京报再次复刊了。她当时听闻复刊的消息，只想到生生不息四字。
“你看报极不小心，还不如胡经理。”她坐下。
胡盛秋对京报的感情极深，时常关注，但十分小心谨慎，捐款去报社都是匿名的。寻常时候看报纸，也都在无外人的地方。
“自从被通缉归来，我越发不挂念这肉身了。”邓元初悠哉道。
北洋政府消失后，外交官员们有的被聘入南京国民政府，有的遭到通缉，无法回国。邓元初在两年前也是身负通缉令，逃亡了两年，在澳门避难。
其后，她打听到有外交官的家人反复送钱，打通了路。她便想办法，通知邓元初的家人，让他们在上海打点，怕他们钱不够，更附上了数万元支票。
邓元初的通缉令不久作废。
他一从澳门回来，始终谨记着谢骛清的叮嘱，不问政治，一心外交，对外护国。于是借着这次打点的关系，再次凭着过人的外交经验，回了外交部。
“今日来，你猜是为了什么？”邓元初问她。
她摇头。
“我们的威海卫要回来了。”邓元初笑着说。
她惊喜：“真是一桩大喜事。”
“是，大喜事，”邓元初抿了一口茶，无比舒畅地说，“就在几个月后，十月一日回归。”
租约早就到期了，英国一直拖着。
外交官们从22年起开始谈判，谈了多年，终于等到这一日。
两人聊完喜事，邓元初又感叹起来：“那个赔款，还在谈。不知道谈到何年何月。”
他说完，又道：“不过，现在往回看，外交形势真是千变万化。因为苏联成立，所以免了我们的赔款。还有德国，因为我们一战胜了，就不用还了。上一辈谈这个的人，一定想不到，如今我们谈到了几国退款。”
“外交是一代代外交人的接力赛，没有终点，只有过程。”她笑。
“是，”邓元初附和，“这不是一个有终点的赛程，就是一棒棒跑下去，有时候遇上泥沟了，有时候好运气搭上汽车了，饿着肚子要跑，吃饱了也要跑，被骂要跑，被夸更要加劲跑。”
“你倒是适合做外交。”她笑。
“可惜大环境还不够好，”邓元初说，“国际上女外交官凤毛菱角。我觉得你二叔和哥哥培养你做生意是考虑到这点的。起码做生意，可以藏在后边。”
“我也在帮你，”她笑，“等实业起来了，那些国家对你自然脸色就好了。”
邓元初也笑：“何二小姐多辛苦，我等着受你的帮。”
两人相视一笑。
丝毫不像两个曾经都逃过命、避过险的人。
邓元初走后，她在酷暑里坐了会儿。
今日不知怎么了，听知了叫也烦，竟坐不住。
她下了屋顶，回房间换了简单的丝质银白色中袖长裙，在大镜子前挑了许久的首饰，最后将珠宝盒里的那对红玉耳坠儿拿出，戴上。
她摸着耳坠儿想，或许因为见到邓元初，想到了他。
三年，足够发生无数翻天覆地的事。
如今北京已更名北平。
参与北伐的军阀和将领纷纷倒戈，和南京政府打了一年又一年。
而这三年里，他和谢家人都像消失了。
在她的生命里没留下一丝痕迹……
何未在院子里叫人备车，本想去航运公司办公室，但想到这几日总有军阀的幕僚过去，想和她谈天津港口的合作……
她改了主意：“去积水潭吧。”
斯年今天学校开运动会，放学早。
八岁的女孩子，穿着浅月白竹布衫和黑色裙子、白纱袜与小布鞋，背着个干干净净的白色小布包，正进了院门，一见她要出去，书包都来不及放，便跟着上了车。
“我们班上几个同学退学了，”斯年说，接过来何未给她的白毛巾，“说要去南京。她们说，马上南北对立了。年纪最大的那个，我给你讲过的，叫邵问东，他说其实东北军在观望，看谁赢了，就帮谁。”
“你们小，没见过几个月换一个总统的日子。看着就好，不必多聊这个。”她为培养斯年的逻辑思维，和她说话惯来是和同龄人交谈的口吻，一开始斯年总是听不懂的，慢慢就能跟上她的思路了，思考能力超出常人。
她随手拿起报纸看，上边有几篇分析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文章。
他们做海外航运，她常看些国外时评。
斯年从藤编的报纸篮里看到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当年北伐胜利时，各大军阀的大合照，每个人穿着的军装样式都不同。
斯年留意的是那些人身上的军装。
小女孩子辨认许久，发现没有一个和谢骛清当初那张照片一样后，神色黯淡下来。但也仅是沉默着，这几年，她想爸爸了连照片都不敢看，怕勾起何未的伤心事，更别说开口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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