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这一天，我回到了我和我父母都曾任教过的中学。白天人太多，我不敢露面。天黑了，人们都在家里吃年夜饭，路上人少了，我才走进了家属院。家家都亮着灯，烟囱里冒着烟，也时不时地传来欢声笑语。唯独我的家里漆黑一片。院门敞着，屋门也敞着，窗户的玻璃七零八落的，屋内桌子上的尘土厚厚的。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打听一下，可又不敢冒冒失失敲开哪一家的门。这时，我听到了刷刷的扫雪声。我循声找去，一位老人正在弯腰扫雪。我走上前，低声问：‘请问，您知道山木家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
‘你是干什么的？’她停下来，盯着我问，一脸的木然。是孙老师，她是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家的邻居，也被打成了右派。
‘我是他家乡下的亲戚，家里过不下去了，想来投奔他家，可他家里没人。’
‘他们家里的人都不在了。’
‘您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吗？’
‘他们全都去世了。’
‘什么？您再说一遍？’我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问。
‘不知什么人告发他们的儿子也就是山木是日本人，那些小将们就去抓山木。他们没有抓到山木，却抓到了他的媳妇淑珍。他们说她是去通风报信的，放走了日本特务。就把娘俩关押了起来。不几天，大人孩子都病了。可那些小将们不管也不问也不放人。还没满月的孩子先死掉了，淑珍抱着死去的孩子一直哭。他们给她定的罪名是叛国罪，不允许她出去把孩子埋掉，淑珍又不肯把死去的孩子给别人。淑珍就吃了撒在牢房里的耗子药。当人发现时，她抱着孩子坐在墙角，已经死去多时，身体都僵硬了。
老两口来领媳妇孙女的尸身，可他们不允许把她们埋进公墓，说她犯的是叛国罪，是人民的死敌，又不悔罪，畏罪自杀，不能埋进公墓。老人就把媳妇孙女埋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然后在坟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学校里的几个人就把他们也埋在那个山坡上，他们一家就团圆了。’孙老师说。
我狂奔出校园，飞向那山坡。那山坡、树林是我和淑珍谈恋爱时经常去的地方。
暗淡的天光下，荧荧的雪光中，两座白色的坟茔默默地伏在那里，等着我。我仰天长吼，声音震落了树上的积雪，几只鸟惊叫着飞走了。我跪在坟前，扒坟上的积雪，不相信我的亲人们都被埋在了里面！不，里面埋着的一定不是他们！对，一定不是！淑珍说过要等我回来的！我开始用双手扒土。我要亲眼看一看里面埋着的是不是他们！
‘别扒了，是他们。我亲手埋的。让他们入土为安吧！’孙老师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这个大的埋的是你爸爸妈妈，小一点儿的埋着你媳妇和孩子。’
我停止了疯狂的举动，把扒啦下来的土又重新培上。
静默了很久，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只想去陪他们。我转身跪在孙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说：‘孙老师，谢谢您的帮助。我很想一个人陪他们一会儿。天这么冷，您回去吧。’
孙老师双手把我扶起，握着我的手说：‘孩子，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老师看着你长大，知道你是好孩子。别在意那些人的话，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去了的就让他们安静地去，活着的还得要坚强的活下去。’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当年我也曾问过这句话。
‘活下去就是理由。’孙老师坚定地说，‘暴风雨总会过去的。如果你死了，那他们的死岂不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暴风雨过去了又能怎样？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报仇吗？仇人是谁？替他们平反吗？可这些对他们这些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你不活下去怎么知道活着没有意义呢？’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
‘按你的想法，我早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老伴因为出过洋留过学被判定为特务，在牛棚里被迫害致死；儿子参加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女儿和我划清界限，不认我这个母亲。下乡三年了杳无消息；自己还经常被批斗、游街、戴高帽，而这样对待我的人都曾是我的学生。’孙老师沉默了一会儿，长嘘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也曾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总觉得就这样死去太不值了，玷污了生命的尊严。天生我材必有用。上苍创造生命自有安排，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它。现在我天天打扫校园，看着因为我而变得干净的校园，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还有用的，还是有价值的。’
‘我不明白。’
‘那就活下去，把它搞明白。我包了饺子，也没有人陪我吃。你来陪我吃年夜饭，我会非常高兴。来！’孙老师牵着我的手，‘我们娘俩过个团圆年。’
我乖乖的让她牵着走，思想又进入了混沌状态。到了学校门口，我猛然间醒悟过来，忙说：‘孙老师，我不去了，这样会连累你的。’
‘没事，孙老师什么都不怕。’
一些人在外面放鞭炮，看到孙老师领着一个人竟然一点儿都不奇怪，笑着和孙老师打招呼，言语中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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